1958年6月，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改名浙江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由学院副院长陈陇兼任校长。
这年2月，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艺术教育工作会议。贯彻勤俭办学、勤工俭学，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5月，中共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浙江美术学院暨附中贯彻上级批示，先后开展了“双反运动”（即反浪费、反保守）、“红专辩论”、“交心运动”，制订跃进目标，参加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和“创作放卫星”等一系列运动和活动，使教学工作无法正常进行。从1958年到1960年期间，附中还有以下主要举措：
    ①1958年将浙江美术学院附属中等学术学校改为浙江美术学院中学部。改名理由是认为本校培养目标是普及美术干部，而不是高等美术学校的后备生。至1959年7月，又恢复原名。
    ②撤消初中部，学生有的转入普通中学，有的直接参加工农业劳动。
    ③首届毕业生不输送学院深造，全部分配工作，主要从事基层普及美术工作。
    ④不久，由于学院扩大招生名额，生源短缺，又匆匆从55班（修满三年）、56班（修满二年）选送38名学生直接升入学院各系深造。
    ⑤1958年这一年停止招生。学院先后招收二期工农兵专修班，其后工农专修班撤消，一部分年纪较轻达到初中毕业文化水平的学院转到附中，编为58班。
    ⑥根据文化部1959年关于发展和加强附属艺术中小学的指示精神，1959年扩大招生，共四个班级141人；1960年又招收四个秋季班级，一个春季班级，143人。到了1960年在校学生达350余人。由于学生人数大增，也相应调入大批教师。
这段时间，附中在教学上强调师生深入工农群众生活，与工农打成一片，改造世界观与艺术观，体验工农群众的生活，加深与工农群众的感情，明确艺术与生活的关系，提高现场速写和创作的能力。在此期间，学生创作了一些较好的美术作品。如55、56班集体创作的连环画《火车头颂》等。同时，也锻炼了师生美术普及及工作的能力，这是很有好处的。但是，在这段时间里，在“红”与“专”的关系上，提出了“以红带专”；在基础与创作的关系上，提出了“以创作带基础”等口号。由于这些口号的片面性，下乡时间过多，高年级每学期有三分之二以上时间下乡下厂，低年级也有三分之一以上时间；创作比重太大，削弱了课堂教学，文化课和专业基础课的质量下降。同时，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常常处于缺乏教学计划的状态中。而在创作教学中，又简单地提倡为政治服务、为中心任务服务，并不适当地开展创作竞赛，离开艺术创作的规律，结果导致了创作教学的浮泛，质量下降。
    1958年，附中设立中共党支部，首任支部书记傅定洧。1959年，改由盛清渭任支部书记兼副校长。
    1961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纠正1958年以来“大跃进”的某些失误。1961年7月、9月，中央有关部门又颁发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根据这些文件的精神，文化部又多次召开艺术教育工作会议，总结这几年艺术教育工作的经验与教训，明确办学思想。其中对附中关系最大的是1961年秋根据文化部《关于在艺术院校中讨论教学方案的通知》开展的大讨论。
    附中全体教师干部经过反复讨论文化部颁发的《附属中等美术学校教学方案》（草案）后，制定了《浙江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教学方案》（草案）。在这个方案中，首先重新明确了培养目标：主要是高等美术学校的后备生。当时，浙江美术学院正被文化部确定为全国重点美术学院。文化部领导提出重点美术学院应该培养出中国第一流的美术家。毫无疑问，本校应该以培养未来的第一流美术家作为自己的培养目标。由此，进而明确了第二个问题，即必须重视学生的全面文化修养。前几年文化课与专业课的比例由原来的60%比40%，改变为40%比60%是不妥的，改为45%比55%。后又改为50%比50%。文化课中要加强文科，文化部还随教学方案颁发了《附属中等艺术学校课外阅读书目》（草案），我校文化课教研组立即向学生推荐了这个书目。同时，也认识到数理化课可以帮助学生确立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促进其辨证思维的发展，仍应开设。第三个问题，是关于创作课与专业基础课的比例，多数教师认为掌握40%比60%为妥。莫朴教授等少数教师认为创作课比例仍太高，后来确定为30%比70%。在教学方案的讨论中，还明确了对学生政治思想的要求不能太高，应以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作为基本的标准。
    这几年，附中以制定贯彻新的教学方案为中心，同时还进行了以下一系列的工作：
    ①根据1961年文化部《关于进一步调整全国艺术学校的初步意见》的精神，附中规模不宜过大，在校学生数限160名以内，对现有的学生数作了调整。59班、60班各由四个班减为二个班，各班人数限40名以内。动员一部分学生回乡，参加其他工作。教职员也做了相应的调整与精减，调出一部分人员。1962年秋，在校学生共233名，教师42名，干部9名。
    ②为充实领导力量，1960年学院调党委为方明任支部书记兼副校长，郑庆玲任支部副书记兼教导主任（后支部委员金钦晾继任教导主任）。1961年又任命李宗杰为支部副书记。朱锡林任团总支书记。为了发挥行政的作用，设立了校务委员会，陈贯时、杨作友、徐永祥、马玉如、罗梅荪、郑朝、李新端等为校务委员。
    ③在此时期，一批教学经验丰富的著名艺术教育家，如莫朴、王流秋、金浪、朱金楼、张怀江等，由于被错误地划为“右派”，下放在附中任教和工作。逐年又充实了一批青年教师，专业教师有黄裳、诸涵、陈贯时、王自正、姚有信、周昌米、楼召炎、李宗杰、白凡、张品操、陈守烈、林以友、程自良、陆放、陈强、吴国亭等。文化课教师有崔端同、竺志华、顾彩珍、戴祖银、高进、高安保、吕恒源等。加上原有的教师，阵容强大。这时附中已开办十年左右，也已积累相当的教学经验。但是由于前几年“反右”和各种政治运动，教师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在此时的政治氛围中，学校比过去重视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繁荣文化科学事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广大教师的心情比过去舒畅，教学热情与创作热情都相当高。专业教师的艺术视野不断开拓，在总结了过去素描教学的利弊后，提出加强“四写”（即写生、速写、摹写、默写）的措施；对单一的以苏联契斯恰柯夫教学法为主的专业教学体系产生怀疑，要求突破，一些教师作了一些新的探索。语文课和其他文化课教师，对本课如何结合美术专业进行教学，都作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一定的成果。这时，创作题材已有拓宽，创作思想比较自由，在专业教师的美术创作中出现了一批较好的作品，如莫朴的油画《普陀石》，周昌米的中国画《送儿参加红军》、《在阳光下》，楼召炎的版画《积肥归来》，吴国亭的版画《雨中》，张品操的连环画《小兵张嘎》，姚有信的中国画《女饲养员》等。有这样一支有相当水平的又积极热情的师资队伍，是办好附中的重要保证。
    ④学校逐步制订出一些规章制度，加强规范行为，《学生守则》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种，要求学生讲文明，懂礼貌，守纪律，爱集体，讲卫生。体育方面，坚持二操（早操、课间操）一活动（下午的课外体育活动）的制度。在全省中专工作会议中，我校的管理制度工作作了典型介绍。
    ⑤加强基本建设。比较突出的是图书馆，图书由数千册增至二万册。由管理员费芬一人负责，及时购置新书，管理得井井有条，方便师生，为教学服务，得到一致赞扬。
在这几年内，国家政治形势稳定，经济逐步恢复，又开展了“学习雷锋”等活动，社会风气良好。这段时间，附中教学秩序稳定，重视“又红又专”和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学生学习目的明确，逐步树立起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思想，遵守纪律，生活艰苦朴素，环境整齐清洁，互相帮助蔚然成风；学习上刻苦努力，你追我赶，天天向上，教学质量全面提高，每年评选出一批“五好学生”。学生的升学率也较高。如59班有19人升入高等艺术学校。分配到社会上工作的毕业生，由于工作积极，一专多能，也受到普遍好评。
    但是时隔不久，阶级斗争的 又越拉越紧。1963年，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学院组织师生下乡参加运动；翌年，又组织更大规模的师生队伍参加运动。附中也将课堂搬到农村，只留少数教师维持上课。刚建立起来的教学秩序又被打乱，刚制订的教学方案也被冲挎。
    1966年至197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场浩劫铺天盖地而来，浙江美术学院及其附中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附中被认为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园地。附中的一切受到扫荡。大批教师、干部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学校档案和历年学生留校作品被毁灭一空；图书馆遭受大量损失。特别是有些人利用附中一些学生的幼稚无知，使之成为一支破坏力很大的力量，如潘天寿院长被揪斗殴打、王流秋教授被百般摧残、图书管理员费芬被迫害致死，便是发生在附中的几个突出例子，这一切造成沉重的无可挽回的损失。
    1968年，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撤消浙江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的建制，但当时还有一部分学生没有毕业，教师也未分散。直至1969年65班毕业，浙江美术学院附属中等美术学校才真正停止活动。